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浅说西域乐器在唐代的盛行

徽府乐坊

检阅唐史，我们的脑海中总是能回荡起恢宏壮丽的大唐之音。而盛大的音乐，离不开乐器的支撑，在唐代，随着中央政府对音乐的重视，许多来自西域外族的乐器也被大量地导入唐廷，从而吹奏出大唐帝国的宏大乐章。

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枯桑老柏寒飕飗，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
盛唐诗人李颀的这首《听安万善吹筚篥歌》中所提到的筚篥，正是一种来自西域的乐器，作为致力于音乐诗创作并名播于世的诗人，李颀的这首写给筚篥高手安万善的诗堪称经典，“枯桑老柏寒飕飗，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当这些杂糅了诗人通感的句子呼啸而出，我们的耳畔，喧响的已是风吹老柏，鸣凤啾啾，龙吟虎啸，万籁百泉，而这一系列极具穿透力的语言，描摹的正是盛行于大唐的筚篥之声。“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李颀这首诗平实的首联，实际已经点出了筚篥这种乐器的出处——龟兹，控扼丝绸之路北道的龟兹，自古以来就是连通欧亚大陆的桥梁与纽带，而这个西域小邦，在音乐艺术方面，更是有着骄人的成就，玄奘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对龟兹音乐赞不绝口，称其“管弦伎乐，特善诸国。”作为龟兹的本土乐器之一，筚篥在龟兹音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类似于笳，有九个小孔，其声高亢而悲篥，常常被用作领奏的乐器，因取材自龟兹粗大而坚韧的芦苇，故筚篥又称“芦管”。应当说，筚篥在唐以前就已经传入中原，但其在真正引领恢宏的皇家乐阵，却是在歌舞升平的唐代。唐人亦将筚篥称作觱篥，其材质如李颀诗云“南山截竹为筚篥”， 已经改为竹制，但其凄怆、悲咽的特点却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乐音低沉时，它能让“旁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乐音高奏时，它又可“碎丝细竹徒纷纷，宫调一声雄出群”。当这支来自西域的乐器成为唐宫十部乐的“头管”，它已经决定了一场宫廷宴乐的盛大与雄浑。

筚篥

唐代吹奏筚篥的高手层出不穷，李颀诗中所提到的胡人安万善是声震长安的筚篥名家，除他之外，像王麻奴、尉迟青、李长史、李龟年、关璀、李衮等，都是筚篥大家，尤其是年仅十二岁就已名扬天下的薛阳陶，更是将一支筚篥吹得化臻入境。“山头江底何悄悄，猿鸟不喘鱼龙听。翕然声作疑管裂，诎然声尽疑刀截。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棱节。急声圆转促不断，轹轹辚辚似珠贯。”擅长以声喻声的白居易，在他的《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中，对这位天才少年的赞美可谓不吝其辞。而正是这些吹奏筚篥的高手，提升了大唐的燕乐品阶，也加速了这支西域乐器在大唐闾里坊间的传播与普及。

如果筚篥说是大唐十部乐的“头管”，那么，琵琶，则构成了大唐十部乐的灵魂，而这个唐乐之魂，仍旧与唐人开放的音乐创作姿态密不可分。和筚篥一样，琵琶传入中原，也非自唐始，“琵琶”最早的称呼为“枇杷”，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说，“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可见这种乐器最早是胡人马上演奏之器，而当琵琶被引入中原后，历经数百年的传承，走到燕乐盛行的唐朝，这一外来乐器也便有了更加广阔的展现舞台。对于这件弹拨乐器，唐太宗甚为喜爱，弓马沙场的他，曾饶有兴致地以琵琶为题写过一首诗，在其多以纷争杀伐为底色的诗歌中，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半月无双影，金花有四时。摧藏千里态，掩抑几重悲。促节萦红袖，清音满翠帷。驶弹风响急，缓曲钏声迟。空馀关陇恨，因此代相思。—— 李世民《咏琵琶》

曲项琵琶

当然，作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绝不会将其对琵琶的喜爱局限在一首诗上，在他的诏命下，大唐乐工们在其钦定的十部乐中，除了康国乐之外，其余九部乐，每一部全都融入了曼妙的琵琶之声。而随着宫廷大曲的不断创新与升级，唐代的演奏家们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对传统的直项琵琶即“秦琵琶”和渐入中原的西域曲项琵琶进行了融合与再造，不仅改革了其形制，使其音域更加宽阔，表现更加细腻，更在制弦的材质上由过去的鸡筋向丝弦转变，而制弦材质的改变，也在影响着弹奏的方式，唐人杜佑在其《通典》中云，“旧弹琵琶，皆用木拨弹之，太宗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琵琶者是也。”当清越婉转的琵琶声以不容撼动的地位贯穿于大唐帝国的皇家乐阵之中，实际也在不无骄傲地彰显着唐王朝兼收并蓄创造性“拿来”的心胸与智慧。

和琵琶在唐乐中的地位相伴生的，是一大批琵琶演奏家的大受追捧。他们之中，有初唐的裴神奴，《通典》称其“妙解琵琶”“声度清美，太宗悦之”；有中唐的西域曹国人曹刚，“大弦噌赞小弦清，喷雪含风意思生。 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刘禹锡曾被曹刚的演奏深深折服；而关于一段唐德宗建中年间两个琵琶高手——康昆仑和段善本的竞技故事，则更加生动地呈现出琵琶在唐人中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唐人段安节在其《乐府杂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建中中，有康昆仑称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东街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绿腰》。其街西补建一楼，东市稍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是曲，兼移於风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绝入神。昆仑惊愕，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僧也。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姓段，以定东廛之胜。”

从这段文字看，无论被誉为国中第一手的康昆仑，还是男扮女装的僧人段善本，都以高超的琵琶演奏技术征服了唐人，他们在闹市的竞技比拼，与其说是一僧一俗的较量，莫如说是琵琶这种外来乐器在中原的耀目呈现。其实，可称为弹奏琵琶高手的又何止前面提到的这些名家，许多唐代名人都是精通琵琶演奏的“跨界高手”。你能想到吗?以状写虚静的田园诗博得“诗佛”之名的王维，在琵琶演奏方面同样有着高深的造诣，唐《集异记》曾载，“王维未冠，文章得名，又妙能琵琶，岐王引至公主席，使为伶人，维进新曲，号《郁轮袍》，主人大奇之，令宫婢传教，召试官第谕之，作解头登第。”你看，比起那些寒窗苦读屡试不第的文人，王维是多么幸运！只因弹得一手好琵琶，就科场得意，平步青云了。而梨花带雨的杨贵妃，同样也因擅奏琵琶而成为后宫之师，《明皇杂录》上说，有人曾进献一名贵琵琶，其“以逻沙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辉可鉴，有金镂红文蹙成双凤。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自虢国以下，竞为贵妃弟子，每授曲毕，广有进献。”当杨贵妃用纤纤玉指拨响琵琶，也便拨响了生命里一段最美的芳华。

在构成皇家乐阵的外来乐器中，除了吹奏乐器筚篥、弹拨乐器琵琶之外，还有一件打击乐器——羯鼓，也相当值得一说。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曾说，“就《羯鼓录》附诸宫曲观之，疑唐代盛行于长安之羯鼓，其渊源实出于龟兹也。”由是观之，羯鼓的故乡仍是西域龟兹。向达先生提到的《羯鼓录》，出自唐人南卓之手，对于这件盛行大唐的乐器，南卓描述其形制，说其“如漆桶，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故又被称为“两杖鼓”，其声“焦杀鸣烈，尤宜急曲促破，作战杖连碎之声；又宜高楼小影，明月清风，破空透玩，特异众乐。”而因其节奏丰富，可随意调音，且有专门曲牌，实际在大唐燕乐中已经担纲乐队指挥的地位。

羯鼓

华清宫里打撩声，供奉丝簧束手听。寂寞銮舆斜谷里，是谁翻得雨淋铃。         ——崔道融《羯鼓》
晚唐诗人崔道融的这首《羯鼓》诗，描摹的正是羯鼓在大唐宫廷铿镪擂响的场景，而诗中提及的《雨淋铃》，正是极具音乐才华的唐玄宗亲手创制的羯鼓独奏之作。这位六岁能歌舞、少时自蓄散乐以自娱的大唐皇帝，有着极高的文艺禀赋，他会演奏琵琶、横笛等多种乐器，尤以羯鼓最精，时任宰相的宋璟曾用“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这样的诗句，盛赞唐玄宗的羯鼓之技，当然，高手决非一朝一夕练就，据说这位将羯鼓视为“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的皇帝练习时敲坏的羯鼓能装满满四大柜，足见他对羯鼓的钟爱。

当然，无论是次第而起的皇家十部乐，还是里坊巷陌的丝竹管弦，我们都能看到唐人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姿态，而汇入宏大交响的异域乐器，也不止筚篥、琵琶、羯鼓，“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当众多音色各异的乐器共同建构起大唐的华彩乐章，沉浸其中的唐人，焉能不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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