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舂不穿的铁碓窝＿记成都胖胡琴（詹静尘）

徽府乐坊

小提琴是一种发音优美、音域宽广、最富于表现力的弓弦乐器,它不仅是最理想的独奏乐器,而且在合奏之中亦占领导地位。自从一六八零年,音乐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职业小提琴家一柯赖里之后,小提琴的地位才逐渐得以提高。到相继出现了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些音乐大师,以及韦奥弟、帕格尼尼等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之后,更使小提琴那丰富多彩的表现力得到了充分的显露,从而使之一跃成为了乐器中的“皇后”。

小提琴之起源,传说是在十五世纪中叶,有位意大利匠人在海边闲步,看见一块约莫现代提琴大小的乌龟壳,他随意踢了一脚,却使他惊奇地听见乌龟壳内发出了悦耳的共鸣声响。于是他把乌龟壳捡回家,反复研究、仔细家磨,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制造成功了世界上第一支小提琴。这毕竟只是传说,不足深信。据有关资料记载:小提琴是由阿拉伯的雷巴伯,或英吉利的克罗塔等古乐器进化而来的。

究竟从何而来,本文暂且不论,单只谈谈这乐器的“皇后”又是怎样在成都产生、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尝试者的失败
一九二六年,成都第一家开百货商店的商人、留美学生马玉龙,从国外购得一支德国小提琴回成都。当时这玩艺儿,不用说在成都,就是在整个中国.也被人们视之为“稀奇物”,那时只有个别留学生知道它叫“维奥林”,而绝大多数的人却不知它的名称,于是人们给它取了个绰号,叫“胖胡琴”。“胖胡琴”名虽不雅,但那丰腴大方的形状;深浅有致的色泽,优美清脆的音响;使见者爱不释手;闻者心旷神怡.一些音乐爱好者更是如醉如痴,寤寐以求,接踵登门,愿出高价购买。这番情景,使马玉龙起了仿造“维奥林”的念头。于是他弄来几块杂木料,找了一位助手,二人便信心十足地照“猫”画起“虎”来,但有关制作“维奧林”的基本知识,他俩却一无所知。
他们将“维奥林”面板和背板的外形分别画在两块木板上,然后锯掉多余部份,再用刨子将两块木板刨得很薄,拿到火上适当烘烤,使成拱状,然后粘合在一起,再镶以琴头、指板,即成琴身。琴弓的制作,颇费了马玉龙一番苦心,他用以做弓杆的材料,不是太硬易折,就是太软无弹力,致使先后报废了几根半成品,最后幸得友人的帮助,终于觅得一根勉强能做弓杆的女贞木②才告成功。
琴弦的制作,马氏更是“门外汉”,外国琴上那种亮晃晃、密扎扎的钢丝缠弦,使他望而生畏,他索性给自己这支“维奥林”配以二胡弦。

至于外国“维奥林”那种深浅呈“虎纹”花的漆色,马玉龙压根儿就不知是怎样漆成的,因之,他只得将自己的琴用土漆涂成一色。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劳作,马氏“维奥林”终于完成了。俯而视之,倒也有几分“形似”;侧而观之,却颇像一只夹住一根木棍的大贝壳;再闻其发音:呕哑嘲哳,不伦不类,纵有师旷之聪,也难辩定这是什么乐器。

然而,马玉龙却抱着侥幸的心理,将这支名不副实的“维奥林”挂在了他的百货店里,并标明:当面议价。
事过数月,无人问津、这位勇敢的尝试者不得不就此“收刀捡卦了。
有志者的成功
马玉龙的失败,颇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洋人们对此嗤之以鼻,说“维奥林”乃乐器之皇后,艺术之珍品,发达的欧洲尚且用了两百多年才使之完善到今日的程度;落后的中国竟想仿制,真是异想天开,不自量力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一些洋奴也跟着起哄,说什么“维奥林”生产乃是洋人之专利,中国人想造它,真是“土包子”妄想“开洋荤！
”尝试者的失败果真意味着希望的破灭吗?不!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幼稚对于老成,犹如孩子之于老人,倒没有什么值得可笑的。在马玉龙失败的地方,又站起来一位勇敢的挑战者,他便是当时成都高等工业学校的理化教员——张伯农。
二十年代,当他在北平师范大学念书时,曾看见无声电影画外用钢琴和小提琴配乐,钢琴弹得“咚咚咚”,提琴拉得“呜呜鸣”,这美妙的乐音紧紧扣住了他的心弦,着实使他心醉神迷。从此,他对小提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千方百计托人在天津用一百多块大洋买了一支日本“维奧林”,开始认真学习、潜心钻研演奏技艺,并对“维奥林”的制作产生了兴趣。
一九二七年初,他回到成都教书。课余之暇,喜欢拉小提琴解闷。优美的琴声使人心醉,不少学生对“胖二胡”居然能发出如此乐音而深感惊奇,渐渐地他们也听上了“瘾”,围着张伯农要求他教。于是,他那支日本琴便永无休息了!有时学生们为了先后秩序发生了争执,这事更加激起了张伯农的勇气他宣称:“莫要闹了,让我来做一支中国小提琴!
常言道:“说者容易做者难!”但张伯农说这话也并不容易,他深知,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造出一支称得上“维奥林”的琴,委实是件不易的事。可他始终坚信:外国人能做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在腐败黑暗的旧中国,民族的尊严被败类们丧失殆尽,而张伯农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凭着他的一双手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万分之一化学分析天平”,为民族争了光,为中国人争了气。不仅如此,他还自制了多种理化实验仪器和时钟。在当时,人们都称誉他是“成都的爱迪生”。
张伯农从来就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为人师表又岂能信口开河?他立即把自己的话付诸于行动。他用自己积储的钱,购置了一点木料和工具,开始了小提琴的研制工作。

几个月后,他的话兑现了!可是,他重蹈了马玉龙的复辙—“粗有其形而神不似”,就音质、音量而论,与他那支日本“维奥林”相比,实有霄壤之别。
然而,“失败乃成功之母”,张伯农并未因此灰心丧气,他认真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自知木工技术差,便主动上门找了位木匠与之合作,此木匠姓方名润生,有一子名道荣,父子俩以做精细木活为业,人称“大小方。
”他们以外国琴为样,密切配合,没黑没夜地干起来。起初颇有点破竹之势.“顿都不打”就做完了所有的零配件;而后来“砍竹子遇节疤”,在背板、面板与墙子的配合上遇到了困难:墙子厚了弯不成曲线型;薄了,又粘接不牢;厚薄均匀了,却又未成曲型先断裂。张方二人琢磨良久,断定其原因为选材不当。在当时,虽说张伯农已知需用材质软硬适中、结构细密均匀、有虎纹纹理、能产生金属共鸣声的枫木,但由于他对枫木的形象还很陌生,加之当时也确无来源,他只好以楠木和械木代替。由此而产生的问题,使他们绞尽脑汁,直到报废了一大堆材料后,才算勉强成功。这支琴出自匠人之手,就外形看来,与外国“维奥林”也相差无几,可是,当张伯农怀着狂喜之情,挥弓试弦,准备痛快淋漓地奏起一曲之时,那“f”孔中发出来的声音却足以使人从头凉到脚一这声音休提什么“美妙动听”,就是比起最拙劣的二胡来,也还要逊色几分!


失望之余,二人却并未放弃努力:张伯农壮志犹存,余勇可贾;方木匠艺高胆大,不肯服输。在碎木片和讥笑声中,二人重整旗鼓,夜以继日,继续奋战下去。就这样,他们先后又做成了四支琴,费时近一年,花掉张伯农多年积蓄起来的好几百个大洋,然而却无一支是成功之作!张伯农为此食不甘昧,寝不安席;方木匠更是摇头叹息,束手无策。是啊,艰苦的制作过程,苛刻的工艺要求,对方师傅来说倒也算不了什么,可是辛勤劳动的成果却变成了一堆废物,这怎能不使他心灰意冷呢?
试制“维奥林”的工作濒临绝境…
正当方木匠决定就此罢休之时,张伯农与他来了次促膝谈心:从“维奧林”谈到中国落后的文化,从学生们的热望谈到洋人的冷眼,从祖先的四大发明谈到今天的试制工作……动之以情,喻之以理,晓之以义,一席话,说得方木匠泪花闪闪,热血沸腾,他当即表示:为中国人争气,不到黄河心不死!一双爱国知识分子的手,和一双满是老茧的劳动人民的手又紧紧地、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多少天来,张伯农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自制琴在形状极其酷似外“维奥林”的情况下,为何音色、音量却差之千里?然而,百思仍不得其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张伯农最后横下一条心,叫方木匠将自己最近托人从国外购回的一支价值一千多元的意大利“维奥林”拆散来研究。这种慷慨的壮举,这种为维护民族尊严的牺牲精神,使方木匠感动之至,更增强了他与张老师合作到底的决心。
当他们把这支意大利琴拆开之后才发现:“维奧林”的背、面板并非块木板制成,而是由两块木质相同的木板拼合而成的。并且,拼好的背、面板厚度也非一样,而是中间厚,逐向边缘薄,还凿有凸凹状。这一重要发现终于揭开了“维奥林”的秘密,张、方二人茅塞顿开,信心倍增!他们总结失败之经验,寻觅理想之材料,经过一个多月精雕细琢,再成一琴。
张伯农手持提琴,心潮起伏,抚弄良久,未敢触弦。最后,他目闭手颤,小心翼翼地搭弓试音。音发,清脆悦耳,仿如圆润的女高音!张伯农欣喜着狂,即刻飞弓演奏:曲调铿锵激昂,音色跌宕多姿。路人闻之,亦为止步而听......
这支琴,便是成都也是中国第一支称得上“维奥林”的琴。 当然,这支“维奥林”还是不无缺点的。就外观而言,外国“维奥林面、背板及墙子、琴头均有木色线(即“虎纹”),而这支琴却没有。这不仅影响了外表的美观,还使材料的优劣不易辨识,进而直接影响到音质的纯净。另外,在漆、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外国“维奥林”相比,实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但是,它毕竟是成功之作,无论在“形”或“神”方面都具备了外国“维奥林”的许多优点。它的出现,在一九二七年来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坚冰打破,航路开通,从此成都小提琴便向着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的道路前进.....
漆色的完善
仿制的成功,引起了方润生极大的兴趣,从此他以此为业,立号为“方润生琴行”,这便是成都第一家“维奧林”琴行。
在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旧中国,百业发展都极其缓慢,直到四十年代初,成都制造小提琴也独方氏一家,别无分号。当时方氏生产的琴,均用土漆或油漆浑身一涂,色泽晦暗,不甚美观,加之用材纷杂,产量寥寥,故尚无高低贵贱之分,价格均以三斗米为准,米涨琴涨,米跌琴跌。
四十年代初,方润生得到张伯农帮助,釆用了酒精漆和硝基清漆(即拉克漆)。这种漆不仅色调鲜明,无损音质,而且干燥迅速,便于加工。在张伯农看来,漆色不仅关系到提琴的外表,而且与音色直接相关。他认为:“漆”甚至比琴本身的构造和材料更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他鼓励方润生摹仿外国琴上那种深浅有致的漆花。然而方氏几番尝试,却都画“虎”成“狗”败兴而终。
一九四五年的一天,方润生的儿子“小方木匠”,在街上偶见一画师用喷枪往画布上喷底色漆,喷漆的不均,显出了深浅美丽的漆花。小方木匠颇受启发,急至家中将此事告之其父。父子二人迫不及待,赶紧借来一架人工打气喷枪,请来一位擅长漆艺的名叫薛堂明的漆匠,告之以方法及要求,并以外国琴作样,薛漆匠左手持提琴,右手握喷枪;方氏父子轮番打气,累得汗流气喘.完工一看,却喷成了一只色乱无致的“花猫”。可是方木匠毫不气馁一这大抵是受张伯农的影响——他鼓励薛漆匠再喷一支。这回他们喷喷停停,共同切磋,费时虽长,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喷出的琴,漆膜晶莹,色调眀朗,漆花深浅有致,几乎可与外国琴的漆色媲美！
自此后,成都小提琴不仅在外观上给人以美的感觉,而且音质也有所提高;这使它对音乐爱好者产生了一定的魅力,而由于当时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方氏父子起早摸黑也不过每月生产四、五支,供不应求的局面无法打开。

国产老房陀小提琴

工艺的改进
抗日期中.有一批酷爱音乐的青年学生,学拉小提琴(其中有燕京大学学生吴继焜、重大机械系毕业生杨光烈)。他们爱好小提琴,而又苦于无中意的琴可拉,于是,在张伯农老师的影响和指导下,便自己动手研究制造起琴来了。其中以吴继焜建树最高。
一九三八年,当吴继焜读初中时,便认识了张伯农老师,张老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给他以很深的影响。大学期间,由于日寇入侵,“燕京”内迁成都,他得以有机会跟张老师学习提琴。张老师见他热爱音乐,苦心钻研,并素有为民族增光之志,因而非常器重他,期望他能在小提琴研制方面有所成就,当时吴继焜年仅十八,常言道:“有志不在年高,”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殷切希望,他十分留意积累这方面的知识。见“华西大学”一位医生有一支意大利名琴,他细细地照样将它画下来:见“铭贤学院”美国教授党法列有一支德国琴,他也将它绘制成图。在别人看来无关紧要之处,他都丝不苟地标绘得清清楚楚。同时,他还大量翻阅外文资料,从中寻觅有用的东西。他知道:小提琴虽小,但其中奥理无穷,它是经过几百年锤炼的艺术结晶,要想做好这一艺术品,非一般工匠所能,而还需要自然科学知识、音乐艺术修养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因此,他利用课余之暇,潜心钻研力学、音律和木工知识。他常常鞭策自己:必须用自己的行动,对祖国的文化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他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小提琴定会立于世界“维奥林”之林而无愧色的。
正是在这样的信心和热情的支配下,他靠着父亲的资助,邀约了邱光泉和徐明两位木工师傅,开始了小提琴的研制工作。
工作一开始他就发现:外国琴面板边缘镶嵌的木制黑线,“润生琴行”尚未解决,他决心对此工艺予以改进。在当时那种落后的全手工操作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艰难的。但吴继焜并不畏难而退,他与邱、徐二人密切配合,象绣花似的一毫一分的雕嵌,其工效之慢,可想而知。然而,终究还是成功了,这较之方氏的“画线琴”又迈进了一步。
四十年代后期,随着小提琴爱好者的增多,“薇莪”,“瑶光”、“天惠”、“凯歌”等琴行应运而生。这时,吴继焜又发现:无论哪家的琴,时间稍长都会出现脱胶现象,其原因在于牛胶粘接性能差,而涂胶之后又没用夹具将粘合处夹紧。于是,他对各种粘胶性能进行了分析研究,经试验,终于制成了用牛胶、鳔胶混合粘剂,彻底解决了成都小提琴的脱胶问题。

上海外滩汉口路上海提琴厂生产四分之四标准琴

“虎纹”的发现
随着嵌线和脱胶问题的解决,用材问题便日益突出了。众家琴行都在寻找具有“虎纹”的,制琴最理想的材料——枫木。然而,忙碌数月,无一家有得。
材料的重要,犹如唱歌人的嗓子,如果嗓音本质不好,再训练有素也成不丁歌唱家、这个道理,吴继焜尤其明白,他为找枫木,踏遍了整个锦官城,一天,他又同邱光泉一道,在城北木材场杂木堆中寻找有无枫木,其时赤日当空,风静蝉噪.他俩在木材堆上翻来爬去,找了大半天,连枫木的影子也没看见。二人又累又渴,打算到北门城隍庙内的茶馆去歇口气。刚进城隍庙,吴继焜无意之中看见家具店里一位木匠正在刨一张桌面,那桌面木纹斑斑斓斓,颇引人注目。他忙近前用手指敲打,其音铮铮然有金属声。他不敢贸然断定这就是枫木,但他料定是块好材,便出高价买了下来。
回至家中,他与邱、徐二人用此材做提琴的背板和墙子费时半月,制成一琴.吴继焜挥弓一奏,其音果然不凡:低音低回婉啭,浑厚笃实;高音清脆明亮、响遏行云!经张伯农与南虹艺专的音乐教师鉴定,此琴足可与外国许多琴媲美,它不仅音量宏大深沉,音质纯净圆润,而且外形美观,尤其那饶有风致的斑斑“虎纹”更是令人赏心悦目。

这支琴在当时曾轰动一时,震惊了有关方面:美国友人—加利福尼亚交响乐团大提琴师、“铭贤学院”教授党法列为之赞叹不巳,说是中国能做出这样的琴真是了不起!当时的报刊也大加评论,说“薇莪琴行”这支琴“超过小日本,欲追德意志,将赶意大利”—在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创举,怎能不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大受鼓舞呢！
经与外国琴比较,行家们一致认为:这支琴背板、墙子所用的材料就是枫木。

红棉MV003高级小提琴

枫木虽是枫木,但毕竟只有一个桌面。大量的枫木哪里去找,又怎样识别它呢?为此吴继焜走访了四川大学一位姓李的植物学教授,知道了此木盛产于川南林区雷马坪一带。同时,他还查阅了植物学标本,深知枫木有十几种之多,树皮颇似棕皮,叶有八角,五角之分。至此,人们才真正认识了枫木。认识了枫木,人们很快也就找到了它。可是当把原木锦成板后,却未见条“虎纹”,这实在令人困惑不解。吴继焜认为其中必有什么奥秘。于是,他到田间走访老农;到茶馆寻问匠;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数番周折,几度试验,最后终于发现:要使枫木显现“虎纹”.必须采用“放射性”镩料法,即从枫木的中心点开始,朝四周象切西瓜似地锯割,这样锯割出的木板纹理,花纹皆对称一致,密度、弹性和声学性质亦基本相同:并隐约可见少量“虎纹”,放置一段时间后,“虎纹”便大现。
“虎纹”的发现,使成都小提琴在音色和外观上有了一次空前的飞跃，这次飞跃标志着成都、乃至整个中国的小提琴制造从幼稚阶段走向了成熟阶段,也正是由于这次飞跃,成都小提琴从此便有了高低贵贱之分。
弓与弦的并进
演奏提琴须用一挂带马尾的弓。国外用巴西木作琴弓,但在当时,我国尚无此木,经过若干尝试,其后,张伯农的学生杨光烈用苏木制成一弓,轻重适度弹力甚佳,质量超过了外国琴弓,琴弦,最早是张伯农和小方木匠(方道荣)合作羊肠弦,继改进为钢芯铝缠弦。杨光烈又煞费苦心的将铝丝抽为状缠弦,对于琴音的纯度和亮度有着显著的提高,最后“凯歌琴行”的姚约全银工师傅发现外国琴弦是用银丝缠成的,乃改用银丝,避免了铝丝的易于氧化,完满了音质的纯度。
臻于完善为国争光
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成都诸琴行合成“蓉声提琴厂”,名手荟萃,集思广益,产量、质量大有提高。第二轻王业部又拨下乌楣木,以为琴弓拉磨器和琴身指板、腮托等件之用。此木色泽黝黑,坚过牛角,为最理想之材料.至此,成都小提琴臻于完善,于一九六五年参加“秋季广交会”一受到国内外一致的好评,外商争相订货,至今畅销欧美,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贡献。
纵观小提琴自在我国产生至完善,历时三十二年,其间含辛茹苦,探究摸索,经无数之周折,费多人之苦心,屡败屡战,终底于成,显示了我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伟大的、奋发的民族,她将永葆其青春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