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音在弦外

徽府乐坊

苏轼《琴诗》道：“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诗中提出了究竟需要哪些因素才能使自然音响构成人们称其谓“音乐”的美学问题。中国古代文人论述中的“音乐”，并非今天普通人所理解的具有音高、音长及音响特质的“音乐”。


在古代文献的表述中，“乐”是一个由自然之声到人化心声递进的过程中的最后凝结体：即自然形式（声），审美形式（音），哲学形式（乐）。

《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本》）


人心感于物而动，所生者“情”；“情”形之于声，构成具有一定法则的序列，谓之“音”；“比音而乐之”，才成为“乐”。《乐记》把“声、音、乐”三者做出明确划分。

“声”是自然形式，风吹草动皆出“声”，只有“声”充当了情的表现形式，并经艺术加工成为有规律的序列时，方可称为“音”；而当“音”被赋予了人文精神并具有了相应的表现形式后，始可称之为“乐”。


它将自然物体的振动和作为人文创造的声音，划出了一道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界限。“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乐记》）心之动则生情，情为乐之本，但情不等于乐，情外化为声，成为“乐象”才构成音乐。

情外化为“乐象”，不只是个艺术加工过程，也是艺术品中不断赋予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而使其增值的过程。


《乐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乐记》这就是说，古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所谓“乐”，其实包含了三个层面：自然形式（声），审美形式（音），哲理形式（乐）。

声音结构与生理结构，文化感性和社会理性相互对应，物理、生理、文化理性三者的统一和谐，方可称为“音乐”。“乐者，德之华也。”（《乐象》）“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这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对音乐性质及其审美功能的基本解释。


所谓“文以载道”，缺少了文人们赋予特定意义的文化品味，缺少了主流文化赋予艺术的特定内涵，单纯具有音响甚至仅仅关注于音响之丽的靡靡之音，在中国古代文人的观念中，是不能称其为“音乐”的，这种观念不但贯穿于古代文论中而且一直被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至今。

所以，我们不应当简单地把古代的“音乐”对应于今天意义上的“音乐”，那是一种不仅仅指音高与音长的结合体，而是被赋予特定文化内涵的音响组合体，其中的文化含量和由音响为载体的社会功能，都是具有特定意义的话语系统。
人们认为，古典音乐追求高雅脱俗，“弦外之音”的表述方式可以适用，现代音乐注重个性张扬、通俗流畅、节奏强烈，激情奔放，就不能再以“弦外之音”的表述方式表达其追求意趣了。

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加速，舒缓的节奏已与现代社会的律动不合拍了。但这与“弦外之音”的旨意并不矛盾。现代艺术企图打破高雅与通俗、象牙之塔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同样说明了艺术不完全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着重于思想和观念的显现